1949年之后，作为中国最大城市的上海迎来了新的政府。新政府正计划正用新的制度与经济观念改造这个国度，而上海无疑是这个宏大计划中的重要一环，新政府试图将上海从所谓的“消费型城市”改造成符合其观念的“生产型城市”。
这样一来，生活在上海的数以十万计的服务业人员、失业者、难民与政治上不可靠的人们都成为了需要清理的对象，新的政府将以集体移民的方式将这些人群分配到中国大地的各个角落。这不仅是将上海改造成“生产型城市”的一步，也是新政府试图对这些人群进行“劳动化改造”的尝试。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并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视作是新政权的一大任务。在他的理念中，城市中大量“非生产性人口”的存在是城市畸形发展的重要原因，要把城市改造成“生产的城市”，就必须大量疏散“非生产性人口”。
随着解放军进驻上海，上海市军管会和淞沪警备司令部便立即着手收容流散军人和散兵游勇，到6月26日共计收容7832人，大部分都遣送出了上海。
同时军管会和市政府以及民间合作，3个月内又疏散难民40多万人。在8月时，市委书记饶漱石提出“建设新上海”的六大任务，明确提出“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疏散人员和实行将部分学校工厂内迁”，“动员大批共产党员、干部和工人、学生到乡村去开展农村工作”。
之后在1954年，由于长江、淮河流域遭受了特大洪灾，造成了国内粮食供应的巨大困难，大批人口开始涌入上海，使得上海的总人口1955年4月底达到699万，比1949年3月增加了近200万人。
根据当时苏联专家的建议，上海的人口应该控制在500万上下。在此背景上，上海市委正式提出了“紧缩上海”的口号。
这份“紧缩上海”的计划是把有技术、有知识的青壮年调配去西北；失业、无业的农民疏散回乡生产；“不能回乡生产、本人又无技术和文化”的去江西省垦荒；“反革命和刑事犯家属”和“社会游民”则遣送到外地参加农业生产，进行劳动改造。
此外上海的水上船民、三轮车工人、榻拖车工人、人力车夫以及其他许多服务性行业的从业人员也都被视作是“非生产性”人口，或被认为是“剩余”从业人员，也需要被遣送出大上海。
垦荒江西
在1955年8月底，上海市委决定向江西九江、南昌等五个专区移民9万户约30万人进行开荒生产。为了给未来的大规模移民积累经验，上海市委在8月31日决定，先派遣2000-4000人前往江西进行试点，同时上海各部门与单位都开始了移民的前期准备工作。
这次移民垦荒的动员对象主要为无业青年、未登记的失业工人、失业学生(高小、初中毕业生)、流动摊贩、过剩三轮车工人、已登记的失业人员、码头编余工人、固定摊贩及服务性行业从业人员、“过剩”船民等九大类。
市委反复强调要贯彻“自愿原则”，并要求满足六项条件：既有劳动力；生活贫困的劳动人民或其子弟；历史清楚，不是富农、地主和反革命分子；身体健康；完全自愿；做到“三通”(本人通、家属通、亲邻通)。
在同年10月10日，江西省委、省人委也发出联合指示，为接收即将到来的30万上海移民开始做准备。其计划在1955年先试点安置6000人，主要试点县则为德安、奉新、浮梁、乐安、安福和峡江六地。接到试点任务的德安、奉新等县又分别指定下属乡镇，为上海移民提供土地，并负责接待和安置移民。
此时在上海，已经有100名青年在经过了市委的严格筛选后被作为上海市首批青年志愿垦荒队队员，在进行了集中培训之后，最终在10月18日，90名上海青年来到达安置地，江西省德安县八里乡。
作为第一批试点对象，这90名青年受到了充分的照顾，上海团市委为他们在八里乡建造了房屋，购买了耕牛、农具，其他必需的生活用品也“准备得较充分”。
垦荒队员到达八里乡的当天，德安县委又帮助他们成立了建社筹委会，并制订好生产、工作计划，订出近期和中长期远景规划，预计第二年能实现人均200元的分红。垦荒队入驻以后，八里乡又为他们修建了浴室、厕所、图书馆，并开始组织文娱活动，甚至筹建了社内信贷部，帮助那些急需现金的青年。
但与此同时，那些由上海劳动局、水上区等单位组织的垦荒人员的待遇就糟糕多了。
在10月16日时，由上海市劳动局组织的失业工人垦荒队也到达江西，并被安置在浮梁县的两个乡。但由于劳动局与浮梁县的联系问题，队员到达后发现当地后不仅没有为他们准备房屋、生产、生活用具，甚至连垦荒的土地都没有，是单独办社还是插入当地合作社也没确定。
之后在11月7日到达江西的第三批垦荒队员情况也是类似，这批45人的垦荒队员由上海团市委和上海水上区人口办公室共同组织，安置在德安县大板乡，准备插入当地两个合作社。但这批队员到达时发现当地房屋尚未准备好，生产、生活用具也没有配备。
虽然开局不利，但到1956年1月底时，上海还是向江西移民了4712户、7498个劳动力，连同家属共计12961人。不过与对外宣传的“青年志愿垦荒”不同，这些人中由团市委组织的青年只有1091户，1763人，主要人群则为失业人员、流动摊贩和“过剩”三轮车工人等，这些试点对象被安置在了江西省的五个专区，开始了从市民向农民的转变。
上海市则为每名青年提供180元的生产和生活补贴，每位带家属的其他劳动力则补助240元，并给每位家属补贴85元，这笔补贴将覆盖所有的生产生活开支。
而从1956年2月底开始，上海正式开始了大规模的移民，各部门、各单位纷纷在自己辖区或单位内部进行动员、摸底，并制订各自的移民垦荒计划。上海市运输公司在1955年12月底就罗列了榻拖车、码仓工人3597名，并计划在1956年动员1000户、连同家属共计4552人去江西。劳动局则计划动员2万失业工人前往江西垦荒生产。
到1956年初，上海市委确定全年需要疏散的人口“必成数是682200人，期成数是765100人”，其中组织失业、无业人员到江西、浙江垦荒61000户、231500人，期成数是69500户、263300人。最后确定到江西垦荒人数为8万多户、约30万人。
但这项雄心勃勃的移民计划却在第一阶段向江西遣送了4332户，20162人后就戛然而止了。这项计划之所以失败的如此之快，原因便是早前的移民工作发生了巨大的混乱。
在上海前期的宣传工作中，是将垦荒描绘成了和苏联一般，利用大型机器在无人的中亚大平原上进行作业的浪漫主义情景，但到移民们真的到达江西后，却发现现实是他们将被插社进入当地的农村，在小块的土地上进行最原始的农业作业，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直接冲击了青年们的热情。
除了理想的破灭，现实生活的窘境更动摇了移民们的意志，随着1956年下半年的秋收，移民们发现他们的收入远不如之前在上海，青年垦荒队原本的计划是第二年的收入至少达到200元，争取达到306元，但现实是大多数人连一半的收入都没有。
即使在条件较好的德安、奉新两县，移民的劳动收入也非常低。1956年底德安调查的102户、519个移民中，安置后9个月的劳动收入平均仅为19.9元，每人每月只有2元多一点；而奉新县的28户、82个移民一年的劳动收入每人平均也仅为33.85元，每人每月只有2块多钱。收入如此之低，而政府给予的补助又要耗尽，许多移民都发现自己连最基本的生活都无法维持。
面对这样的情况，上海移民很快就从零星的逃亡，发展到了又组织的逃回上海。
在1956年6月，第一批青年志愿垦荒队员中就有21人从德安跑回上海，到7月13日止，陆续从江西跑回的移民已有1355人，到1956年12月底时，从江西跑回上海的移民已达5638人(不含跑回来又被动员回去的726人)。
为了阻止移民回流，上海一边下令禁止本地工厂、企事业单位录用私自跑回的移民，一边重新动员移民返回安置地等，但面对已经汹涌的移民回逃已经是无济于事。
截止到1959年9月，从江西回沪的移民已经超过15000人，甚至还有人直接逃回了原籍地。使是作为“树立典型”的青年志愿垦荒队成员们也纷纷逃离江西。
最终在1959年7、8两个月内，包括4名党员和18名团员在内的31名青年志愿垦荒队员，在坚持了四年之后回到上海，他们表示“看到底了，生活不会有改变”。
在这之后，虽然上海市委与移民们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移民们不断的逃回上海，上海又不断的通过“思想动员”让他们返回江西。
另一边的江西已经无意继续这项运动，由于这些上海移民都不具备农业生产技能，来江西只会拖累生产，还激化了江西农民与移民的矛盾，最终除了少数上海移民落户在了“共青垦殖场”成为国营农村工人外，大多数人最后还是返回了上海。
支援甘肃
在五十年代初，甘肃由于地处西北内陆，因此被确定为国家重点发展的工业基地之一。但由于基础薄弱，建设人才不足的现状凸显，靠甘肃原有的人力资源难以完成建设工作。
因此中央给予了大力支援，从外地调配了大批的熟练职工、科技人员及青壮年等，支援甘肃工业化建设，而上海自然就承担了支援人力的重任。
在1954年召开的动员技术工人参加国家重点建设大会上，上海政府就指出：
“以技术人材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是全上海人民、首先是工人群众带有长期性的光荣任务，因此，国营、地方国营、公私合营和私营企业及各级工会组织，都应重视和支持这项工作，把大批优秀的技术工人动员到国家建设最需要的地方去。”
之后随着156工程的陆续展开，甘肃就承担了其中八项重点工程。上海作为支援甘肃的地区之一，在在人力、技术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援。一些知名企业甚至是“连人带马”整体迁往甘肃。
例如1929年在上海创办的佛慈制药厂，是全国唯一一家生产浓缩丸片剂的中成药厂，年产量近6万瓶，产品远销海外。鉴于甘肃盛产中药材，1956年 6月30日，上海佛慈制药厂及职工家属共计111人在兰州落户，经过两个多月的设备安装维修、安置职工及家属。最终在1956年9月6日，佛慈制药厂在兰州正式投入生产。成为了甘肃唯一的药厂。
同样在1956年，还有上海的胶鞋厂、小五金厂、热水瓶厂、墨水厂、搪瓷厂、软木加工厂整体迁往兰州。之后在1957年，将玻璃厂迁入兰州，使上海迁入兰州的工厂达到8家共计724名职工。
1955年5月25日，上海市委为前去支援西北地区社会建设的1600名工人举行欢送会，在会上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宋日昌号召广大工人发扬工人阶级优良传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到社会主义建设最需要的地方、到边疆、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为社会主义建设奉献自己的力量。
当时为了解决兰州市供水问题，国家在1955年夏决定在兰州建设自来水厂，为此上海在1955年10月从上海自来水公司抽调技术工32名，技术员5名，次年又从上海自来水公司下属水厂抽调108名工程技术人员到兰州参加自来水厂建设。
之后在1956年，上海又有4556名失业工人和流动建筑工人到甘肃参加兰新铁路工程的建设，他们工作刻苦，勤于钻研技术，经过四个月的施工建设，有72人获得奖状，83人获得奖金。
同一年，还有1503名上海失业工人到甘肃玉门油田参加建设，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勤劳坚守，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有 100 名工人先后加入共青团，尤其是在玉门矿务局建筑公司的上海工人陈芝元在工作实践中发明出“攀环器”，在保质保量的同时大大提高了产量。1956年5月，上海支援甘肃工业生产建设的12500多名工人分批抵甘，被陆续分配到相关单位参加生产建设。
据统计在1957年，上海共输出劳动力2.8万人，其中技术人员6038人，技术工人3259人；1958年，上海的支援力度再次加大，一共输出劳动力16.2万人，其中技术人员6143人，技术工人2.8万人。
在当时，要动员上海工人前往西北绝非易事，因此很多时候都采用了“大呼隆”的做法，召开一次动员了事，思想教育工作不够深入。在宣传生活条件上有虚假成分，“劳动力只需 100 斤左右，住三层楼宿舍，有电灯、自来水等”。
此外还有干部产生了单纯的完成任务思想，动员工作又缺乏检查，审查工作不够严格，将一些不合格人员动员送往兰州，送到兰州后不符合要求又陪送回来。个别区对年老、有病的动员出去了。例如在送往兰新铁路的1115人中，就有23人是未满18岁的。
除工业人员外，上海还向全国支援了大批医务人员，上海在1949年5月至1956年5月期间，将4172名医务人员抽送全国各地，其中向甘肃、青海等地输送了108名西医师、64名中医师、248名中级技术人员。在年底上海又抽调输送了22名开业医务人员前往西北地区支援卫生事业的建设发展。
前往的医务人员不仅有医师和护士，还有牙科技工，当时已经69岁岁的著名牙医师司师傅也结束了开业32年的诊所，准备带着家眷和诊所的全部人员去甘肃省参加牙病防治工作。
在1956年2月，位于上海的华东建筑职工医院在刘景惠院长的率领下，与89名全院职工迁至兰州，更名为“兰州工程总公司职工医院”。
之后经过搬迁，医院规模，医疗技术、职工人数等都得到了较快发展，20 世纪 60 年代初医院已开展全面业务，能够进行比较复杂的大手术。之后在1959年2月7日，甘肃又致函上海，请求支援甘肃中级以上（西医）干部1000名，中大型医院一所以及医疗机械厂一个。
针对甘肃文教事业发展的现状，在1956年初，甘肃从上海、天津招收了一批知识青年到甘肃各地新建的中小学任教，对此上海方面给予了极大的帮助。
在当年甘肃就从上海招募了670名人员，其中41名高中毕业生留兰学习后担任高中老师，其余初中毕业生在兰州、张掖、平凉等地师范速成班学习半年，随后被分配到甘肃各地学校担任小学教师。在高等教育方面，1955年上海方面从复旦大学等高校抽调一批知名教授和大批研究生迁往甘肃，加强高等教育的师资力量，提升甘肃的高等教育水平。
在密集的人力支援同时，安置工作却出现了不少问题。
由于急于完成安置任务，当时工人因病经批准回上海治疗休养后，用工单位就不发工资和粮票，甚至将其除名。
给张掖县的600多名孤儿，因为管理不善600 多人只有一个油桶烧开水，部分儿童还睡在地上，随地大小便，分配到张掖的工作人员，到目的地后一、二十天未分配工作。
同时安置在酒泉钢铁公司的203户828人，除了将因安置问题闹事的60多人安置到工地工作外，其余760多人（包括家属）都时临时安置，而安置在农村的工人，当地政府只解决了住房问题，其余问题一律未能解决。甚至把随收容人员一起来的正式职工，和各类技术工人同收容人员编入一个生产队，让参加农村生产。
在生活上，由于甘肃的工资低、物价高，许多工人甚至无法赡养家庭。在兰新铁路三工段八区工作的2206名上海工人，其中评为一级工的每月收入只有35元，二级工每月收入只有42元，同时由于工人初来甘肃，对生活不习惯、工作不熟练等原因，出勤率较低，又影响了工资收入，工人月收入评价只有30-40元，而当地伙食费用一般在21-24元。
例如调往玉门矿务局工作的壮工王玉才，四月份仅得工资35元，扣去饭金后所余无几，只得变卖棉袄后寄10元钱回家。兰州市沙井驿砖瓦厂壮工孙连祥，在沪家属有4人，自己每餐只吃一碗饭，饿着肚子工作，有时买个馍放在袋里充饥。就这样的少吃少用，四月份才凑齐10元钱寄回家。
因为生活条件问题，许多人的思想也出现了动摇，如分配在兰州工程局三公司的63名单身汉，在得知他们的待遇是吃饱，此外每月给予2-3元零用钱时，思想发生改变，普遍要求发工资。
在白银厂和刘家峡工作的工人，认为不发工资不可行，个别人把饭票卖了到饭馆大吃大喝，无病装病，用威胁方式迫使医生开具病号，不参加劳动生产，还有一小部分人组成小集团，打击组长，准备一旦有钱就逃跑。而安置在农村的学生，面对生活艰苦，纷纷写信到接待办公室和生劳动局要求调动工作。
此外甘肃本地人对与外来支援建设人员，也存在歧视。许多甘肃本地单位领导和职工群众对外来支援建设人员看法也不全面，只片面地从吃喝、穿戴上看问题，认为外地支援建设人员特别是从上海来的人员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有人说兰州本来朴素，由于上海人来，破坏了风气，使兰州“上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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